在今年6月結束的ITU-R WP5D第22次會議上，國際電信聯盟（ITU）確定了5G的名稱、願景、時間表等關鍵內容。 5G是第五代移動通信標準。
根據本次會議，國際電聯將在2019年收集候選技術，進行技術評估，選擇關鍵技術，最終製定標準。國際電聯秘書長趙厚麟告訴記者，全球開發5G技術解決方案是一個龐大的工程。 “時間表已經確定，2018年上半年情況就會明朗，有望成為國際標準解決方案，此後將不斷完善和完善。”
與美國、歐洲一樣，中國也是爭奪國際5G標準的強勁力量。華為、中國移動、中興通訊等中國企業在國際5G標準製定組織中日益活躍，並發揮著積極作用。趙厚霖認為，中國將成為5G標準的重要領導者。
掌握5G標準的主導地位對中國有兩大影響。一是以5G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是“互聯網+”和“中國製造2025”目標中重點發展的產業之一；其次，信息技術是引發新一輪產業變革的核心驅動力，將對製造業升級產生重大影響。
預計5G將於2020年正式商用，未來將成為連接各行業、各生態係統的底層基礎設施。
多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企業需要更大的市場和全球互聯。隻有被大多數人接受的標準，才能為產業化奠定堅實的基礎。中國企業希望與國際企業合作，製定全球適用的標準。 5G標準與國際標準製定組織、中國政府和全球電信巨頭的目標和要求一致。
8月1日，趙厚霖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全球電信技術不能放棄現有的基礎設施，從頭開始。相反，新的5G需要兼容3G/4G並不斷演進，再加上其他市場因素，因此，5G不太可能以一種技術統治世界，但很可能會繼續容納兩種或三種不同的技術體係，市場決定未來的發展。”
《中國製造2025》規劃還明確強調，統籌運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實施更加主動的開放戰略，更好地引進來和走出去結合起來，拓展開放新領域新空間，增強國際化水平。合作的層次和層次將推動重點產業國際化布局，引導企業提高國際競爭力。
標準競爭十年得失
從2G到5G，中國從毫無發言權到在國際通信標準組織中發揮積極作用，體現了中國通信產業的發展和升級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幾個關鍵節點，每個節點都伴隨著重大爭議。
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在以GSM通信標準為主導的2G時代，我國技術積累甚少，隻有少數科研機構進行零星跟蹤、研究和模仿。
一位代表中國參加國際電信聯盟標準化活動的電信行業資深人士告訴記者，當時中國代表參加國際電信聯盟技術會議的次數不多，學到的東西比參加的多。
當時，中國手機普及率極低，移動通信技術的全球前景並不明朗。然而，中國人口眾多，市場廣闊。在移動通信市場爆發之前，是否參與國際通信標準的製定將對市場發展產生巨大影響。
1997年，國際電信聯盟向各國發出3G技術標準征求函。中國政府有興趣參與競爭。經過多次討論和論證，提交標準方案的重要任務交給了郵電部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該研究院提出了TD-SCDMA技術，也就是後來的大唐電信。 2000年5月，ITU全體會議正式確定TD-SCDMA為第三代移動通信國際標準之一。
從頭開始製定移動通信標準成本非常高，難度也很大，中國對此也沒有把握。因此，是否提出獨立標準存在很大爭議。不過，TD產業聯盟秘書長楊華近日向記者總結稱，當時TD-SCDMA成為國際標準的時機非常合適。首先，中國市場規模已經呈現爆炸跡象，“大”中國的優勢是成功的基礎；第二，萬事皆有開始。如果不從3G標準入手，以後就得從4G、5G入手。但越晚開始，你就會越被動。
1995年，中國手機用戶數僅占全球手機用戶總數的4%左右。到2000年，這一比例已達到近12%。 2015年5月，我國手機用戶數量為12.93億戶，約占全球手機用戶的20%。
由於通信產業鏈的特點，早期TD-SCDMA產業鏈薄弱。從終端、係統、芯片，到儀器儀表、測試，整個產業鏈隻有中國廠商和少數韓國企業（當時韓國企業也處於行業早期）參與。從終端到網絡的用戶體驗並不理想。
但事情的另一麵是，通過TD-SCDMA的產業化，形成了以中國企業為主體的移動通信TDD技術產業鏈。由於沒有國際巨頭參與，中國市場為本土企業的發展提供了足夠的空間。推動和提升地方企業產業化能力。在逐漸成熟的產業鏈支撐下，中國市場潛力巨大。截至2014年中，TD-SCDMA網絡用戶達到2.5億，約占中國3G用戶的二分之一，超額完成了中國市場占據全球三分之一的目標。有一個目標。
2007年，中國挑戰4G標準。中國移動聯合多家國際運營商，將大唐移動等國內廠商提出的TDD演進方案融入LTE（長期演進）國際標準，形成TD-LTE標準。
此時，中國移動在困難中推出並研發的TD-SCDMA網絡，為中國移動率先將TD-LTE提交4G國際標準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與TD-SCDMA相比，TD-LTE具有三大特點：1、擁有國內外主流廠商和海外運營商的支持，產業鏈更強，國際市場空間更廣闊； 2、技術性能極具競爭力，總體與FDD LTE相當，具有較大的性能提升潛力； 3、與國際其他第四代移動技術標準基本實現同步發展。
TD-LTE產業鏈也取得長足進展。楊華向記者分析道，“在TD-SCMA時代，我們到處遊說國際設備商參與產業鏈，但沒有得到支持；但在TD-LTE時代，看到TD-SCDMA、愛立信和以高通公司為代表的所有FDD技術廠商都在積極投入TD-LTE產品研發，幾乎與FDD-LTE同時推出相應產品，並製定相應的市場推廣策略，大家都生怕失去進入TDD市場的機會”。
截至今年6月TDIA（TD產業聯盟）的統計數據顯示，TD-LTE已遍布全球37個國家和地區的63個商用網絡。基站數量占全球4G基站總數的一半，承載了33.76%的4G用戶。支持1000多個終端。
從3G時代的TD-SCDMA開始，在中國政府的支持下，企業（大部分是中國企業）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和精力對該技術的研發和商用探索，並獲得了部分技術專利也被納入TD-LTE。如今，整個TD已經形成了從國家、運營商到設備商的整體產業鏈。
中國移動運營兩代技術標準：TD-SCDMA和TD-LTE。中國移動研究院副院長黃宇紅總結道，國際通信標準的製定和參與應遵循四個原則：創新專利化、專利標準化、標準產業化、產業國際化。
她認為TD-SCDMA已經完成了專利、標準化和產業化方麵的突破； TD-LTE在標準專利化、產業化以及部分產業國際化等方麵均邁上了新台階； 5G標準需要國際化。更進一步，隻有這樣，才能將標準競爭的價值發揮到最大。
5G產業鏈挑戰
多元融合環境下的5G產業融合問題是標準製定之外的另一個焦點。
近十年來，華為、中國移動、中興通訊等中國企業先後加入ITU、3GPP、IEEE、IETF、ETSI、OMA、TMF、FSAN等多個國際標準組織，話語權日益強大。
中國移動一位國際標準製定專家告訴記者，話語權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麵：中國企業向這些國際組織提交的稿件數量、中國人在這些組織中擔任重要職務的人數以及中國企業在這些國際組織中擔任重要職務的人數。這些組織的基本專利數量。所有權。
華為向記者提供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9月，華為共向3GPP提交了15360個LTE/EPC提案，占全球總數的25%，位居全球第一。
更大的話語權保證了中國企業在5G標準製定中的地位。然而，5G技術麵臨著與前幾代國際標準不同的產業環境。全球市場正在趨同。通信行業與其他行業特別是工業製造業也在不斷融合。其後續工業化水平將直接受到通信業等行業的控製。對這兩大融合趨勢的理解和順應程度。
趙厚霖告訴記者，國際電信聯盟的目標是推動單一5G標準，但市場發展迅速、規模巨大。 5G標準不僅僅是一個技術標準，背後還有政治和經濟博弈。 “最終，如果不能達成共識，可能會形成多重標準。”
對於中國企業來說，更大的問題是，無論多標準還是一標準，中國企業都需要增強在全球產業分工中的話語權。
在一次內部會議上，一位與會領導問楊華，為什麼中國的通信標準已經實現國際突破，但芯片的進口量仍然如此之大，超過了石油？
解決高端芯片自主研發的行業現狀是5G時代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的最大瓶頸。楊華告訴記者，我國信息通信產業尚未形成深厚的高精度技術創新積累。它更注重規模化生產的產品技術開發。具有一定的技術能力，但核心技術積累不足。關鍵器件研發尚有差距，尚未掌握行業主導地位。
統計顯示，僅2014年，我國進口芯片花費外彙就超過2100億美元，成為單一產品進口第一大外彙使用國，甚至超過了整個石油進口所用外彙。
根據《中國製造2025》規劃，國家希望通過實施工業基礎強化工程，到2020年實現40%的核心基礎零部件和關鍵基礎材料自主保障。到2025年，這一比例將達到70%。
但實現這一目標極其困難。中國每年生產全球77%的手機，但自己生產的芯片不到3%。 5G最大的應用特點是支持機器通信場景，這對芯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未來的終端需求將是多樣化、多材質、多傳感的。 5G標準將引領產業需求。第一步要解決產業鏈建設問題。下一步是精耕產業鏈。
黃宇紅認為，政府和行業仍需營造產業氛圍，引導國際上統一頻譜劃分，降低企業自身研發成本；核心部件、通信芯片等薄弱環節也亟待開展技術攻關。
黃宇紅表示，5G發展要上升到更高的國家戰略高度。用“5G+”的概念可以表達5G將成為“中國製造2025”和“互聯網+”長遠發展的核心基礎賦能器。
標準創新體係應發揮平台作用
2014財年，華為和中興研發投入分別高達400億元和90億元，占比14.2%和11%，遠高於行業平均水平。根據《中國製造2025》規劃，國家希望2025年規模以上製造業研發經費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達到1.68%。
華為輪值董事長胡厚昆告訴記者，華為全球17萬多名員工中，有近一半是研發人員。從一開始，華為就將每年至少10%的銷售收入投入到研發中。 2014年年報數據顯示，華為的年營收和利潤已與全球電信巨頭愛立信持平。
今年5月，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圩在《中國製造2025，製造強國之路》一文中強調，我國相當多領域與世界尖端技術的差距正處於曆史上最小的時期，並且有能力並行跟進這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製造業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
但問題在於，新一代信息技術與製造業如果不能深度融合，就無法有效推動製造模式、生產組織方式、產業形態的深刻變革。 5G技術標準迫切需要其他行業的深度參與和協作。
從今年開始，胡厚昆開始多次呼籲：加快5G發展，要建立正式的跨行業溝通平台，加強跨行業對話和了解，共同探討未來的需求、應用場景和發展方向。 5G技術標準。
胡厚昆認為，通信行業內圍繞5G的技術創新進展迅速，但通信行業與垂直行業的合作並不樂觀。胡厚表示，雖然通信行業在5G發展過程中會與其他行業溝通了解需求，但這種溝通並不活躍；其他行業並不了解5G技術發展現狀，甚至缺乏5G在自己領域的應用前景。興趣。
事實上，國際通信巨頭愛立信三年前就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目前，愛立信已與汽車、礦業、城市管理部門等垂直行業形成了全球聯合創新研發機製。與此同時，愛立信從組織架構到研發市場策略都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
中國企業也開始關注。胡厚昆呼籲，通信行業傳統的“煙囪式”創新模式已經不能適應物聯網的趨勢，適應5G平台化技術的技術發展要求。加強與垂直行業合作，通過跨行業聯合創新，推動5G關鍵技術和標準的普及。充分體現各行業的需求。
黃宇紅告訴記者，5G創新體係需要圍繞三個方麵進行重構：一是從單一領域創新轉向跨領域、多主體協同創新；二是創新過程從線性鏈式轉變為協同並行式；三是創新模式從單一的技術創新轉變為技術創新與商業模式創新相結合。
不過，一位長期參加ITU標準製定會議的中國電信行業人士告訴記者，雖然ITU也在討論如何吸引更多其他行業的企業參與5G標準的製定，但目前的企業還太少。企業回應。
原因有二：一是垂直行業尚未認識到5G協同研發對於未來轉型發展的重要性；其次，每個行業都有語言障礙和不同的溝通方式。目前尚無暢通的平台和渠道來推動深度合作。
上述業內人士向記者打了個比喻：“就像一個不懂英語的中國人和一個不懂中文的美國人需要坐在一起研究一個深奧的科學課題。”
今年年初，中國移動成立了5G聯合創新中心，目的是打造一個國際標準製定機構之外各方都能理解、互操作的平台。
真正的挑戰是，國際通信標準的遊戲規則仍然由傳統電信運營商和大型通信設備公司推動。新興行業的企業就像是掉隊者。但如果沒有雄厚的財力、技術實力和參與標準製定的決心，聲音將很難反饋到主流渠道。
一些投資者和分析師也表示，上述所有目標和解決方案都是在以電信行業為主導力量的標準製定框架內設想的。但在網絡架構日益開放、扁平化的今天，其他行業的巨頭也希望在物聯網解決方案的設計上占據主導地位。
這就提出了一些問題：如果許多非電信行業的公司在電信標準框架之外取得成功，或者形成自己的標準，那麼電信行業是否能夠在統一、開放的標準框架下融入新的行業？處於革命之中？如果可以，5G時代百花齊放。否則，5G標準形成後的產業化之路將會困難得多。
